怀念老中文系的大师们

说来也巧，给一家媒体打电话时，无意间听说编辑也毕业于河北大学中文系，且是同师之弟子。这不由地让我又想起“老中文系”的先生们。为什么说“老中文系”？因为1995年5月，新闻学、广播电视新闻学、广告学3个专业，从中文系分离出来，组建新闻传播学系，即后来的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，中文系也升格改建为河北大学文学院。这里说的“老中文系”，主要是指两个学院“分家”前的大师们，他们大都已离休退休，不少已仙逝——离我们远去了！

1970年我上学那会儿，正赶上河北大学因战备疏散的号令，整体从天津市迁往河北省。学校本部和理科系迁往保定市，而文科几个系临时迁往邢台市东北方向约30多公里的唐庄农场“暂栖身”。半年后，中文系又搬到保定市工农路省哲学研究所的旧址“再栖身”，七个月后才搬到学校南院的文科楼。

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，我的大学生活也是在这动荡中完成的。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“我的大学第一课是在前马场上的”。前马场，是当时河北省邢台县太行山区的一个小山村，也是我上大学后野营拉练的第一个宿营地。当时到达宿营地时太阳已经落山。在一家农民的炕头上，中文系《野营战报》编辑部开始办公，我的第一节新闻写作课也“开课”了。写作教研室的谢国捷、吴庚振、张瑞安老师脸顾不上洗，立即坐在炕头上审看编辑稿子。我是《野营战报》的通讯员，稿子是收集来的师生们拉练行军中的好人好事。谢老师字写得好，就戴上老花镜刻蜡板，我则在张老师的指导下油印和发行战报，几乎每次都是工作到深夜。看到老师们的敬业和精益求精的精神，我深受感动，暗暗下定决心，要像老师们那样，心中“有颗红亮的心”。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说起来我和谢国捷老师特有缘分。野营拉练结束后，学校提倡工农兵学员“上讲台”。我遵照系领导和老师的要求，走上讲台汇报了我在公社当通讯员时，为农民代言、在群众“说说道道”的基础上写作小评论的体会。我当年执笔写的小评论，曾登上《人民日报》《河北日报》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的《工农兵论坛》栏目。我汇报后，谢老师给予了充分肯定和大力鼓励。他结合我写的《越忙越要走群众路线》（载《人民日报》1969年12月2日二版）、《“锄把子”与“印把子”》（载《河北日报》1969年11月2日二版）等小评论，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详细讲解阐述了如何写评论、怎样写好评论的问题，使我和同学们深受教育，深受启发。今天回头看当年我写的一些文章，虽带有那个时代的痕迹和局限，但主流基调属于应当继承和赓续的优良传统，如群众路线、干部参加劳动，今天仍在提倡，读来仍有教育意义，是“乡村记忆”不可或缺的一份教材。

当然，谢国捷老师对河北大学最大的贡献，是他带领以及与接棒传承的河北大学新闻传播系主任吴庚振等老师，披荆斩棘、筚路蓝缕，克服种种困难，创建了河北大学新闻专业，使其从中文系下属的一个专业，发展为新闻系，再发展为新闻传播学院，并拥有了一级学科博士点，成为河北新闻传播教育和研究的主要基地。

特殊的年代和学校搬迁的经历，凝结出了真挚纯洁的师生情谊。河北大学是名师荟萃的名校。我上学时中文系令人敬仰的大师们，除大名鼎鼎的顾随教授已仙逝外，其他名师大都健在。当时办学条件很艰苦，新招的首届74名工农兵学员，按部队建制编为“一个连”，两名辅导员老师叫“连长、指导员”。连长孙云，指导员张登岭。教师（包括教授）也分到各小组（如我在的二组叫“二班”）和同学同吃同住。野营拉练时，二班男同学就和赵元平老师同吃一锅饭、同睡老乡的一个大炕。晚上值班的同学烧了一盆热水，供大家先洗脸、后泡脚。同学们让赵老师先泡脚，赵老师说什么也不肯。最后无奈只好一个同学和赵老师一起泡脚。赵老师乐哈哈地说：“这样好，师生脚碰脚，心连心。”一句滚烫的语言，道出了亲密无间的师生情！在工农路省哲学研究所旧址搬回学校南院文科楼时，王荫农老师的脚崴了，犯了难。因为从工农路到总校当时没有公共汽车，再说王老师个子不高，肚子比较大，坐公交进车门也需后面推一下。一班韩占开同学急老师所急，帮老师所需，不知从哪里借来一辆板子车，拉上王老师的行李，把王老师扶上车。其他同学拉的拉，推的推，保护着王老师安全到了总校。王老师感动地连声道谢说：“同学们真好，胜似儿女啊！”几十年过去了，多少往事都如过眼烟云，渐渐淡忘了。但这些师生赤诚的情谊却记忆深刻，历历在目，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头脑里的影像也更加清晰！

当时就感到，我们的学制太短，特别是“四人帮”的干扰，学校整体搬迁，又耽误了一些时间。记得最后一学期，我们几乎上下午都在补课，甚至晚上也有“讲座”，比“填鸭”还填鸭。著名的大师高熙曾先生、黄绮先生等名师，都亲自为我们上课。记得教外国文学的一位女老师，大概姓徐，系里本来没安排她上外国文学课，但同学们有要求。我是班里的学习委员，找到徐老师反映，没想到她答应得那样干脆：“行，好！”为了避嫌，晚上时间就用“讲座”的名义，“自愿参加”。同学们的积极性非常高涨，用当时的说法是“背着大口袋来装知识的！”大家拼命地读书、记笔记；老师们的积极性也很高，有求必应，恨不能把满腹学问都“倾倒”给学生，哪怕一时理解不了、消化不了，也为日后学习开启了个好头、是走出学校后再学习再深造的一个索引。有两件事今天仍记忆犹新：

——读了第一本“禁书”。丁玲的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当时还被列为禁书。那时系里的图书馆还没开放，一天我从图书馆走过，看到博学多闻、被称为中文系“活字典”的大师韩文佑先生在整理图书，就悄悄“溜进去”读书，恰巧看到了丁玲这本书，心想这本书曾获斯大林文学奖，为什么列为“禁书”？就一目十行的抓紧时间读起来。温文尔雅的韩老师看我爱读书，就走过来和声细语为我介绍小说的梗概、人物、语言特色等，末了说了句话让我大喜过望：“你喜欢，可以拿回去读，不要宣扬……”

——学会了写杂文随笔。博学多才的高熙曾先生，当时教鲁迅杂文。一天我读到鲁迅先生的《捣鬼心传》，偶有所感。联想到林彪、陈伯达一类骗子明里喊着“一句顶一万句”，暗里搞些离间、挑拨、分裂的勾当，就试着写了篇《捣鬼家的破产》的杂文，多次上门求教高先生。当时高先生住在大操场旁边的一间小平房里，门前杂草丛生。老人家详细地分析我文章的问题，谆谆地进行指导，还亲自动笔修改。后来此文被系里办的一个内部刊物发表，河北日报副刊不知怎么看到了此文，选登于1972年9月12日四版。后来此文还被收入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我的论说文集《上下求索集》。

还有许多大师、老师们教过我们，辅导、帮助过我们，正是因为他们呕心沥血、尽职尽责地为我们传道、授业、解惑，帮我们“遮风挡雨”，排除种种干扰，才使我们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下完成了学业。回望来时路，我深深怀念河北大学老中文系的大师们，他们的师德风范让我终身受益，他们的精神永远激励我拥抱新时代，开创美好未来！

作者：张锡杰 编辑：李耀荣